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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傅恒《天地平民》随想 (作者:何国辉)

浏览次数:1086 来源:本站 时间:2018-06-30

原型:“水浒”与“西游”

九纹龙史进的故事引出花和尚鲁智深的故事,花和尚鲁智深的故事又引出豹子头林冲的故事,这是《水浒》的写法。这种写法的好处不是故事间的勾挂,而是有着众多人物的大故事展开前人物事先甩出的名片。

《天地平民》一开始甩出了三张名片:大黑疤的,烂眼的,枯子的。

就像《水浒》用这种写法让我们在梁山大故事展开前记住众家好汉的特征一样,《天地平民》也用这种写法让我们在皮俊超们踏上逃亡和追逃之路前记住了几个主要人物的特征。正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人物的特征提供了后来情节和事件发展的逻辑依据。

找到这个逻辑依据之后,作者傅恒就甩开了《水浒》的写法,转入了《西游记》的写法。就小说的某种分类而言,《西游记》和《天地平民》大致都属于“流浪汉小说”,但是《天地平民》和《西游记》决不只是小说类型相同而出现相似,甚至《西游记》直接就是大半部《天地平民》的叙事原型。犯了天条的孙悟空们经过取经路上的历练而修成正果,正是随意执法的皮俊超们经过逃亡之路上而修成正果的叙事原型。“静夜度假村事件/逃亡路上/找到腐败分子”,隐合着“大闹天宫/西天取经/修成正果”的情节模式,甚至“皮俊超/烂眼/枯子/大黑疤”都或多或少隐合着“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的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模式。相合的情节模式走向相合的故事结局,人、神、妖最后通通成佛,“蕴涵着很大的复杂性”的“老百姓”当然最后也通通成为代表“天地之秤”的“平民百姓”。 相合的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必然演绎相合的故事,孙悟空和猪八戒相互争吵又相互合作,烂眼和枯子也相互争吵又相互合作。

当然原型只是提供原型,有着某种原型背景的故事也或多或少会有变形。这就是“制作”和“创作”的不同,根据原型“制作”的故事几乎就是原型的某种直接翻版,比如《夜宴》是《哈姆雷特》的翻版;而根据原型“创作”的故事,却是无意识地对原型的归依,和原型之间有着遥远的距离,正是这个距离让我们不会把《天地平民》读成《西游记》。

为什么大半部《天地平民》的原型恰好是《西游记》,这个“恰好”意味着什么?

答案也许有很多,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意味”着叙事的民族性或者传统因子,“意味”着这部小说可读性。经过传统锻铸的接受习惯,更接受靠近传统的叙事模式。这是文学接受史可以证明的。

关键是原型是《西游记》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喜剧因素。《天地平民》在审美风格上决不是喜剧的,但也决不是没有喜剧因素的。关于这点我后面还会讲到。

结构:路上和成都

1、人称

傅恒用两个人称来讲述故事,用第三人称讲述皮俊超们“在路上”的故事;用第一人称讲述“我”们“在成都”的故事。皮俊超们的故事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的视角下从外部行动到内心世界全面展开,让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外部行动相互提供依据,立体地演绎了路上发生的一切。傅恒完全可以就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把整个故事讲下去,但是他没有,他增加了另一个第一人称限制叙述的视角,讲“我”们“在成都”的故事。这个视角的增加,有两个作用,一是延伸、丰富讲述的角度,提供另一个视点,同时提供“在路上”的故事发展的核心动力:皮俊超们为什么参与到“静夜度假村”事件中去,为什么不辞辛劳去追击腐败分子,最深刻的原因正是这个视点下暴露的:首先,我们由此知道了皮俊超们逃离“静夜度假村”现场后事件的后续发展,大耳门遭枪击后的情况,高风开枪外还另有两个皮俊超、甚至郑虾也不知道的持枪人,警方的调查情况;其次,我们知道了媒体的反应,最初的冷淡到后来一波接一波的从各个角度的分析、调查和报道再到最后的冷淡。最后,最重要的是,通过各种对事件的分析、背景资料的提供、以及新闻的后续报道,我们知道了“静夜度假村”事件幕后的真相:

皮俊超的为人

“他要说一些‘出格’的话,偶尔也会干一些‘出格’的事,但要因此而付出较大的代价或者带来较严重的后果的事,他不大可能去做,因为他很看重自己的地位。

“……他喜欢随时抓住一切可能稍微可以利用的机会,炫耀他二十三岁当副处……他也常通过办一些别人不大容易办到的事,来证实他的价值和分量,包括公事和别人的私事。……当然,他也就经常能看到熟人、朋友对他投去仰视和敬重的目光,听到周围人羡慕他的话。

“……他特别看重周围人对他的看法,也特别看重他自己的前程。……

“皮俊超还没到四十岁,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发展。

“这么横下心来陷入一件冒险的事,只有一种可能,他遇到了非做不可的压力。”

什么压力?或者说是一种诱惑更准确。

“……皮俊超的确是被官场某些诱惑弄得反常了。

“……你知道谁助长了那些诱惑,把皮俊超弄得反常的吗?

“……我们开口闭口夸皮俊超是领导干部,是大权在握的人,大事小事求他帮忙,用羡慕的眼光看他,还把一些类似光宗耀祖、衣锦还乡、重任在肩、说话有分量、办事有面子的话免费送给他。别说他皮俊超是肉身凡胎,就是神,恐怕也别吹糊涂了。”

皮俊超一方面是少年得志满面春风,另一方面是官场长期挤压得不到提拔。各种信号都在提示他他应该受到提拔,但事实是他一直得不到提拔。这就是他后来参与策划和制造“静夜度假村”事件的根本原因,也是后来他后来在逃亡路上说话、行事的根本依据,是他自以为临终遗言“干部用人制度还需要加大变革力度”的根本依据。

 (2)“静夜度假村”事件背后的真相

“二局长和‘大耳门’利用‘三讲’机会搞诬告的事,不知怎么传出来了,如今的时代风气不像前些年,搞诬告已经成为大多数人厌恶的行为。二局长不愿罩上臭名声,加之‘大耳门’丝毫没有兑现当初答应帮他‘联络’某领导的承诺,就将诬告的事全部推到‘大耳门’头上。更意外的是,二局长‘三讲’后被上级安排提前退到二线,‘大耳门’见二局长的剩余价值不多了,像背叛以前的领导一样,挺自然地出卖了二局长。

“‘大耳门’不仅把诬告的责任全部推给与她同谋的二局长,还说出了二局长求她帮忙活动领导的事。这等于剥光了二局长的衣服。提前退下来的二局长成为众人眼中的狗屎。二局长回单位办事或领取东西,再也无人主动与二局长打招呼,即使二局长主动招呼人,别人也很冷淡。二局长有两次想用车,小车司机也有意装病不去。

“由于二局长在任时过分投入官场争斗,冷落了家人,他的独身女儿缺少关爱,染上了吸毒恶习。看到女儿痛苦不堪的状况,二局长本来就很难受,‘大耳门’又将臭名推给他,一口恶气憋在心里,左右咽不下,于是找到外单位唯一参加了这次诬陷的人皮俊超商量,皮俊超说‘大耳们’对每届领导都‘反咬’过,现在又‘反咬’你,并不奇怪。皮俊超主张找人‘提醒’一下这个疯狗似的女人。”

这就是“静夜度假村”事件发动机,也是整个故事背后的全部真相。它所表现出的社会深度,绝对不是仅仅讲述“在路上”的故事可以表现的。

调整人称的目的是调整视点,调整视点的目的是调整视角,调整视角的目的调整叙述,而调整叙述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叙事变化,但更主要的目的是寻求叙事深度。

2、线索

正是因为人称、视点、视角的变化,导出了故事的两条线索,两个时空,最终演绎出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的真正线索其实是“静夜度假村”事件后的逃亡而不是对腐败分子的追捕,而第二个故事的线索是对“静夜度假村”事件的追问而不是媒体的关注。两个故事从“静夜度假村”事件后“花开两枝各表一朵”。第一个故事的逃亡线索引出了皮俊超们遭遇草地、沼泽、藏民、“魔鬼谷”和腐败分子这个故事链;第二个故事的追问线索引出的却是郑虾、小猛兽、大耳门、二局长相继对“静夜度假村”事件幕后真相的暴露。叙述中,“新闻链接”的插入让两个故事不断切换,但是叙事线索并没有交叉。于是,两个故事就成了从同一基地出发的两支古代军队,遥相呼应却没有联络。

是的,皮俊超们有手机,但是几乎没有信号。当然首先是逃亡路线的选择让手机没了信号,但多半是傅恒故意让手机没了信号,叙述中他甚至不惜用没电来中断手机信号。

为什么?

假如有信号,那么皮俊超们就时刻知道“静夜度假村”事件的反应,早就知道了警方对事件的调查进展,早就回到了成都,后来的故事就讲不下去了;假如有信号,那么“我”也就早知道事情的一半以上的真相,还追问什么郑虾,直接追问皮俊超得了,“我”们的故事也就讲不下去了。只有让手机没有信号,不让两条线索交叉,才能把故事讲下去从而完成叙事他的这是肯定的。从叙事魅力看,为了讲好“在路上”的故事,他也需要手机没信号,只有没信号,才能把主人公置放在一种相对绝缘的环境里,完成一个考验生命、追问意义的浪漫叙事。假如有信号,手机所能发挥的无边功能绝对是他难以驾驭的,最后会不会破坏他的叙事意图就不可知了,他绝对不愿意去冒这个险。

但是,手机偶尔又是有信号的。起码三次有信号,皮俊超两次给他的情人小猛兽打通了电话,一次给郑虾打通了电话。让手机有信号的目的绝对不是让线索交叉,而是给“在路上”的故事提供情节动力。正是因为手机有信号,而后路上的“逃亡”才明确地变成了路上的“追逃”。

在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上,两个故事构成头尾相接的逻辑链条,“在路上”的故事的起始之因,正好在“在成都”的故事结尾之处。在图式上就像太极图的阴阳鱼,循环追逐,彼此拥抱,形成张力。

C、节奏:主人公和他者

缓慢,首先是“在路上”的故事叙事节奏缓慢。这个故事确实隐藏了《西游记》的叙事原型,但是它没有《西游记》那样形成人妖之间的尖锐冲突,甚至没有形成《奥德修纪》那样的同类型故事中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冲突,因为它选择的路线没有妖,没有让人惊骇的难以战胜的自然力量。有的只是草原,沼泽,牦牛,藏民,并不太凶险的雪山和近乎有点怯懦的逃亡的腐败分子。到底是这条路线确实只有这些还是傅恒只掌握了这些我不知道,总之他确实只用这些材料在给我们编故事,这就决定了(1)他没有大故事,只有一把由逃亡和追捕线路串联起来的零散的故事;(2)他不可能构成他的主人公们和他者之间尖锐巨大的对抗和冲突,只能构成他主人公们内部的小的、间歇性的冲突和对抗。而且这个冲突和对抗纯属人民内部矛盾,绝非你死我活。这样编织起来的故事叙事节奏有些缓慢的肯定的。

仅有的几处节奏较快能够迅速攫住人心的地方,恰恰是主人公们和他者冲突对抗比较激烈的地方。比如,遭遇沼泽地,遭遇狼群,在边境附近遭遇腐败分子小海和成堆的吸人血的蚂蟥。

但是,仅仅只有这么几处。

也许傅恒要的就是缓慢,或者他宁愿选择缓慢。这个目的就是《天地平民》暴露官场之外的另一个主题,对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状况的分析。为了完成这个分析,他故意把冲突更多地限制在他的主人公们内部,让他们在冲突中彼此揭发。

“一说起当年的城市生活,烂眼就有永远道不尽的感慨:生活在大城市,绝对是生活在小城市和农村的人无法相比的,未满3岁就有像模像样的幼儿园侯着,满7岁直接上非常正规的小学,开学了没有去报名,会有老师和街道办干部上门来做工作,动员入学,学费全免。原因就一条,是‘正住’成都户口。

“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街道上早就计划好了为待业青年安排工作,虽然厂不大,是街道办的,但体制是生养死葬,一应劳保福利俱全,连香皂、卫生纸都月月照领。

“不管烂眼说得多来劲,没有有人羡慕,相反,枯子还嘲笑他炫耀。

“你懂什么叫炫耀?你有东西来炫耀吗?连枯子这种面带憨相的农村打工仔也来评头品足,烂眼绝对难以容忍,你听得懂人话么?周身上下里里外外,连半个幽默细胞也没有。

“不想枯子也是一张不饶人的嘴,回击你倒是全身上下都贴满了幽默细胞,可惜全的低档次的。

“两个人一句接一句地顶起嘴来,全拣刺心的话使,谁也不愿意让半步。

“短暂的平静被破坏,皮处的心情又被搅乱了。皮处早就对烂眼憋了一肚子气,越来越看不惯他的市民气。皮处也问过自己,究竟是开不惯他的市民气,还是看不惯他老是冒犯自己。

“但皮处否定了后面这个问号,他相信自己不至于同小市民一般见识。

“烂眼和枯子一再搅乱他的心绪,皮处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板起脸训二人,看你们这德性,早晚要吃大亏。

“就这么一句话,说不上有恶意,顶多是有点拿‘官腔’而已。‘官腔’的尾音还没有消失,烂眼和枯子两个人竟异口同声回击皮处,我们已经吃大亏了,现在就正在吃,而且就是你给我们带来的霉运!

“皮处陡然一阵心慌,不管组织这伙人时大家是如何表态的,此时接触这个话题绝对不妥。皮处忙改变态度好言相劝,尽量化解双方火气。

“让皮处差点虚脱的是,突然有人将他最担心的话说出来,说得太直接,丝毫不转弯,在皮处听来,在皮处听来,简直说得上是明显的煽动。

“说这话的是高风。

“高风说,谁要让我吃亏,我肯定会报复。这个地方,想做什么都方便。

“皮处听得出这句话潜在的危险,忙堵高风的嘴,你不是自愿来的吗!

“我也是自愿来的。大黑疤的声音在这个时候显得特别厚重。他说,据我所知,好像每个人都是自愿来的。不管是什么原因来,既然来了,输赢都是命。

“一下子都哑了声。皮处才发现,最里层的衣服已经被汗浸湿。他怀着后怕告诉自己,必须随时明白自己的处境,不能再惹这些几乎成了火药桶的人。

 这是一段典型的《天地平民》式的冲突:为一件小事而大动干戈,而且往往是嘴上的干戈。《天地平民》中比比皆是的这样的冲突绝不可能惊心动魄,但绝对在个性化的对话中完成了对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状况的揭发:城市和农村冲突,官和民的冲突,国有企业转型的后果,下刚职工的失衡心态和失去既得利益者的阴暗心理等等。

不只如此,显然,傅恒还想通过这样的冲突分析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底层心态的可怕:

“大黑疤说,既然已经开了这个头,干脆再回去杀几个恶人,包括那些搞垮国有企业,肥了自己的家伙。

“高风很少说话,一开口就惊人:回去组建一个‘锄恶特工队’,或者就学国外的,叫‘清洁工’,专门杀为非作歹的人。是男的,先割下身,再吊死;是女的,交给二十个刑事犯轮奸,直到奸死。

“高风一点也没有咬牙切齿,说得很平静,仿佛是说刚刚吃过饭了,或者说你要不要喝水,但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高风强烈的仇恨。

“皮俊超看不起高风的主意,他说,你这个方法严重违法,最妥当的方法,应该是,大幅度地改革干部用人机制。

“烂眼讥讽皮处太机关作风,太表面文章。针对‘表面文章’四个字,他还用了一个黄色的歇后语,说是‘太监性交’。

“烂眼想加深人们对他的聪明才智的认识,故意把语气搞得既酸又激昂,更显得特别刻薄,特别有煽动性。他说有权有势的搞改革,把成本都打在老百姓头上,然后借‘改制’为名,变相侵吞企业资产,自己当暴发户。当务之急是,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把他们送到沙漠里去植树。……

“……枯子最大的愿望只有两点,第一是到大酒楼去吃一顿,让城里人客客气气地为自己服一次务;第二点愿望是找一个真正的,城里生,城里长的女人,把她带到一块远离人家的油菜地或者小麦地里,让她脱得干干净净,先仔细观摩考察,然后狠很弄她一回。”

从这段对话里我们仍可以看到各阶层之间的冲突,尽管它是以观念冲突的形式展开的。在这个特殊的底层群体里,皮俊超所代表的“上层”/“官方”的声音非常微弱,底层的虽然众声喧哗,前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要清算,农村来的打工崽要报复城市,失去既得利益的干部子弟要杀人泄愤,但众声喧哗中压倒一切的声音是很容易听出来的,那就是仇恨。这个仇恨指向共同的他者,但这个他者是观念的、虚拟的,而不是实体,仍然不可能构成真正的行为的冲突,不可能激烈地展开,也只有在不激烈地展开的情况下缓慢叙事才能让人细细的品味。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原型叙事的痕迹,猪八戒和孙悟空斗嘴的那种痕迹。大的、紧张激烈的,人妖之间的对抗被弱化成人和草地、野牦牛、狼之间的对抗,《西游记》里斗嘴式的对抗在《天地平民》里被策略地、空前地夸现出来。而且斗嘴的喜剧性也像遗传因子一样被遗传过来,特别是当烂眼这个城市油子和枯子这个农民斗嘴时。斗嘴成为全部故事展开冲突的主要方式对叙事节奏的拖累是毫无疑问的,这一点在拉伯雷的《巨人传》里我们就有感觉。为了不至沉闷,这样的斗嘴必然要加上喜剧的佐料。但这个佐料又要让叙事付出另一种代价,后面我将讲到。

其次,“在成都”的故事的叙事节奏也是缓慢的。虽然有大量的悬念、关子在钓读者的胃口,但是叙事切换中插入“新闻链接”的方式,把“钓”的时间放得太长,难以形成叙事冲击。关键是“钓”的时间放得太长,郑虾、小猛兽、“大耳门”和二局长都成了被我“挤”的牙膏。“我”的任务就是挤牙膏,一共挤了9次才把他们挤完。

第三,是全部故事缺乏让人物急于行动的动力,410页的篇幅中,自91页皮俊超们换车成功开始就没有了太大的危险,没有警察的追捕,也并不急着去抓逃亡的腐败分子,直到286页在小县城确切知道腐败分子小海逃亡的情况,他们又才急迫起来。中间几乎200页左右人物只是游荡,对这种游荡叙述只能是缓慢的,发生一些零碎的事情,激起一些零碎的情绪。

D.意图:官还是民

在这个“底层”被大量关注的时代,傅恒说他关注的也是的“底层”,是平民,是顶天立地的当代平民(小说名是这个意思吗?),是作为天地良心的当代平民(封面上的提示语“天地之间有杆称,那称托就是老百姓”是这个意思吗?),他要讲述的是“当代平民追击腐败分子的冒险行动”故事。

但是,我不相信这个表白,我认为他讲的是一个官场故事,他的意图在官不在民。

首先,就篇幅看,真正“追击腐败分子的冒险行动”是在286页之后,占410页篇幅的1/4,剩下是3/4篇幅讲述的是一个逃亡故事,是被追击的故事,而不是追击的故事。

其次,就情节动因看,皮俊超们是因为官场争斗而后策划、制造了“静夜度假村事件”,也许有点惩罚腐败分子的嫌疑,但主要上是打击官场对手,触犯法律之后只能逃亡而不是追击。追击是一不小心发现腐败分子也在逃亡以后的事,是顺便的事,甚至是有点投机嫌疑(可以将功抵过)的事。

第三,就故事结构看,如果是“追击腐败分子的冒险行动”,根本没必要另劈九个“新闻链接”来分析这次行动背后的原因,至少没必要分析到官场那个深度,或者那么深度。

应该承认,确实发生了“追击腐败分子的冒险行动”,而且最后确实升华了“平民百姓”的形象,让“蕴藏着太多复杂性”的平民通通变成了“好人”,感动得副处级国家干部“皮俊超怦地一声心跳,喃喃自语,我们在途中遇到的那些好心人,他们都是这个说法:平民百姓。”感动得皮俊超“抑制不住憋在心中不断涌动的满腔情绪,声嘶力竭大着喉咙狂喊:都——是——平——民——百——姓——”, 甚至感动得“皮俊超突然流泪满面。”

但是,傅恒讲的还是一个官场故事。甚至不是一个被官场利用的平民的故事,而是一个利用平民的官场的故事。他告诉了我们官场中的腐败,而腐败了的那部分官场,利用弱势平民进行官场争斗,让他们踏上了一条几乎是不归之路。确实主要的叙事“在路上”,但叙事的目的“在成都”,在“新闻链接”,在告诉我们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如果我们把“在路上”的故事看成一个悲剧,那么我们势必追问这个悲剧是怎么发生的。

大黑疤的悲剧是怎么发生的?首先是领导玩忽职守,然后是领导损公肥私,才导致他 的下岗,导致他“劳模”的贬值,最后导致他尊严的丧失,被“钱”逼得铤而走险,跟着皮俊超踏上了不归之路,同时还带着小黑疤踏上了不归路。

烂眼的悲剧是怎么发生的?首先是街道企业经营濒临破产,然后是被贪官趁机低价收购又高价卖出让工人下了岗,最后还被“组织上”以帮扶的名义集资骗了钱,让烂眼走投无路。烂眼跟皮俊超铤而走险确有自己的责任,但是被贪官所害是最主要的。

高风的悲剧是怎么发生的?是因为官场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人走茶凉的积习给害的。

最后,皮俊超作为一个小干部的悲剧自不待言是官场挤压的结果。

所谓“天地平民”,到底是谁的天地?又是怎样的平民?

傅恒写这本书最主要的意图,也许可以用皮俊超的话来概括:“干部用人制度还需要加大改革力度!”

这样的意图就决定了整个故事发端上的喜剧特点,但整个风格又没有向喜剧方面去,因为主要故事还是在“在路上”的故事,这又是具有悲剧特质的故事,是傅恒本人也想讲得很悲壮的故事(高潮和结局部分这种主观努力特别明显),甚至流露出他强烈的谏官意识,但是在讲述过程中,由于前面说的《西游记》那样的喜剧佐料的加入问题,侦探小说因素的介入(比如对高风这个人物的神秘叙事),和某种后现代式的叙事态度(比如大黑疤胯下的黑疤和他作为劳模的红奖状的对举式渲染),拖累了的悲剧的深度和强度的冲击。

最主要的是作为正义力量的悲剧主体缺乏足够的正义性,拖累了悲剧的深度和强度的冲击。他们本身就是有太多缺点的人,又没有遭到足够让人产生“怜悯”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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